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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研究设立广州期货交易所以来，设立工作迅速开展，历经两年的时间正式设立。与国内既有的四家期货交易所相比，广州期货交易所诞生于期货市场不同的发展阶段、服务于不同的国家战略需要，发展路径也必然有所差异。因此有必要分析广州期货交易所的差异化发展路径的内因及其外在表现，明确发展定位，提供路径建议。本文包括以下四章。第一章为绪论，简述了本文选题的研究背景和意义，梳理了与选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归纳了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不足之处。第二章对我国期货交易所相关概念的经济解释和法律法规界定，较全面地阐述国内四家期货交易所的发展历程和现状，为发现交易所发展路径的原因、目的和变化做准备。第三章通过广州期货交易所与国内四家期货交易所的发展历程对比分析发现，广州期货交易所根源于期货市场渐趋成熟、深化、扩大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布局建设、推动绿色发展的多重需要，导致交易所发展路径具体表现在创新绿色金融衍生品品种、组织形式进一步深化、跨境合作深化国际化三个方面的差异化发展。第四章基于广州期货交易所的上述的发展定位和任务提出路径和政策建议。包括推出差异化与多元化的交易品种、进一步推动治理机制的市场化、深化国际化建设以及法律法规层面为交易所发展留足空间四个方面。

　　期货交易所作为期货市场的核心所在，向整个市场中的参与者提供随时随地传递对未来行情走势判断的平台，同时基于大量集中的现货资产供求信息，形成贴合对应现货市场的期货价格，成为有关产业参与者发现价格、规避风险的工具。以来，我国期货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建成上海期货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我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的我国期货交易所体系及其商品、金融期货品种体系，为有关行业的各方参与者和投资者提供了有效发挥风险规避、价格发现职能的金融工具。尽管成就瞩目，期货市场却面临全球经济亟待复苏、国内全面深化向深层挺进、期货市场进一步推进对外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要求等多重外部因素的复杂影响，期货交易所覆盖范围有限、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高、国际化程度不足等制约发展的多种约束因素亟待破除，为此，四大期货交易所纷纷推出新品种、创新新模式、寻求新发展。

　　从已有信息看，相比于国内现有的四家期货交易所，广州期货交易所以设立创新型期货交易所为导向，一方面，着力于期货品种创新，以碳排放为研发方向，对接新兴绿色金融衍生品，服务于大湾区绿色金融创新，以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另一方面，有望探索与实践体制机制多方面创新，为当前我国期货市场体系补足短板、深化，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对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现状的认识，探讨广州期货交易所的发展路径有别于国内其他期货交易所的具体方面及可能性，重点对象是广州期货交易所品种、制度、交易所的发展等问题，希望以此梳理出一条适合广州期货交易所的特色化发展之路，为广州期货交易所的筹建及其发展路径选择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罗大敏（2015）在《全球主要期货交易所公司化研究》一文中认为公司制相比于会员制拥有提升交易所的决策效率、运行效率、创新能力和规模经济效应的独特优势，期货交易所在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交易所融资需求、原有组织制度弊端、期货市场监管制度的放松以上内外因素的促使下进行公司化改造。作者实证检验了公司制对交易所经营绩效具有积极影响。最后，作者认为公司化是我国期货交易所的发展方向，而且已经基本具有公司化的市场条件，并提出交易所所有权股份化改造、交易权和所有权分离、内部治理结构转变、选择公司化经验战略的路径选择[2]。

　　赵国富（2016）在《竞争视角下我国期货交易所竞争政策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期货交易所具有自然垄断特性，而我国期货交易所是在国家监管政策下形成的一种政策性垄断，作者从交易所面临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的竞争分析我国期货交易所竞争政策的发展状况，继而提出了存在的问题：他认为我国期货市场行政监管取代市场竞争，监管政策替代了竞争政策，导致我国交易所的发展受到束缚，致使我国大多数商品期货品种几乎成为境外交易所的影子市场，竞争力总体不强[4]。

　　宋晓巍、马险峰（2017）在《加快期货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一文中认为我国期货市场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上，发挥了防范系统性经济风险、争取大宗商品的国际定价权、改善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的重要作用，农产品期货市场促进了现代农业的发展，期货市场带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但是我国期货交易所体制机制僵化，缺乏国际竞争力，主要原因包括国际期货交易所普遍呈现集团化、联盟化的业态，而我国期货交所缺乏跨境合作；期货交易所存在自律监管与行政监管范围的重合，两者关系未得明确处理；体制机制僵化致使中高端人才的流失。在期货市场方面，存在对外不足，国际定价权较弱的短板。作者认为，应该有针对性地完善我国期货交易所体制机制，推进各类期货品种平稳上市、促使期货市场双向[5]。

　　胡俞越（2020）在《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回顾与展望》一文认为我国期货市场从初创发展至今，在期货市场品种体系建设、监管制度和交易规则、期货市场功能发挥、对外进程四个方面取得重要发展成就和特色经验。当前，我国期货市场面临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金融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发展机遇，然而，我国期货市场同时面临“资管新规”冲击、社会普及程度不足的制约因素。作者认为，期货市场未来发展应该从国家层面和行业层面上努力，国家应将期货市场建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将商品期货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中统筹考虑;行业应尽快落实期货立法、完善规章制度，优化投资者结构、培育优质投资者[11]。

　　目前国内研究基本上集中在宏观层面的整个我国期货市场过去、现状、发展上，在期货交易所层面，基本上集中在品种开发、组织形式、结算制度、交割流程的单纯某个具体方面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研究上，或者是对交易所品种的价格发现、风险管理作用的实证检验。本文聚焦在期货交易所整个组织的发展路径问题上，选择还在筹建的广州期货交易所的发展路径，以及和国内既有的四家期货交易所的发展路径作为比较对象，找出从交易品种、组织形式、国际化发展三个方面的特色化发展路径。文章的结论以及建议还处在探索阶段，由于广州期货交易所尚处于筹建的阶段，存在和政策相关等各种不确定性，而且各种文献的搜集也存在难度，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

　　期货合约是在未来特定的时间以预定的价格买卖某资产的标准化的协议。期货市场围绕期货合约为直接买卖的对象，涵盖期货交易、结算、代理、监管各流程的参与主体——期货交易所、期货结算机构[1]、期货公司、交易者、监管机构以及行业自律组织；从狭义的角度，期货市场即买卖双方交易期货合约的场所——期货交易所。期货市场拥有大量的交易者，以其了解的某资产供求信息以及对于该资产价格变动趋势的理解参与由期货交易所组织的对应期货合约的公开竞价，形成买卖双方接受的预定价格。这一价格能够反映资产真实的供求状况和价格波动，而且参与期货市场的各方允许利用这一预定价格规避资产价格波动的风险。这就构成了期货市场最为基本的经济功能——发现价格以及规避风险。

　　期货交易所是以公司或互助组织的形态来提供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平台。这一概念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含义：第一，期货交易所提供不限于期货合约的金融衍生工具交易。最初的期货交易所起源于对商品期货的交易需求，故而又称为商品交易所。随着期货交易所业务拓展和衍生品的创新发展，期货交易所逐渐覆盖包括期货、期权、指数期货、远期、互换等多种场内场外衍生品交易。第二，期货交易所是不限于有形场所或电子化的交易平台。传统的期货交易所设有有形的交易大厅，采取公开喊价的方式完成竞价。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应用，电子化交易渐渐取代公开喊价[2]。第三，期货交易所的组织形式可以是公司制和会员所有的互助组织，也称为会员制。会员制是期货交易所最初的组建形式[3]，公司制是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现已成为世界期货交易所主流的组织形式。

　　现代的我国期货市场，诞生于的全面开展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其引入的目的是为服务经济体制、解决商品流通环节和价格体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在前期理论研究和政府积极推动的基础上，国家正式于1990年10月在河南省开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以先行建立现货批发市场，试行远期合约交易的方式引入期货交易制度。[20]150在此影响下，多地纷纷探索建设期货市场，1991年至1993年涌现了大量的各色期货交易所。

　　但是，这一时期我国期货市场缺乏合理的期货市场制度安排和统一的监管体制，这些期货交易所大多由各级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主导设立，并由有关部门或地方政府进行监督，随着期货市场交易规模扩大，弊端愈发凸显：一方面，不同期货交易所之间上市品种重叠，不能很好地集中形成有效的期货价格；另一方面，多头管理和集中监管的缺位导致难以有效防控道德风险，频频发生风险事件。于是，国家分别以1993年发布《关于坚决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及1998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作为标志，大刀阔斧地先后开展了两轮整顿，大幅减少和限制国内期货交易所的数量及上市品种范围，最终仅保留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三家及其部分上市品种，同时期货监管的权力统一纳入到我国证监会监管体系下。证监会对上市新品种持谨慎和限制态度，在此后6年时间内未能上市新品种。出于对期货市场清理整顿工作后乱象得到遏制、期货市场逐渐稳定发展的认可，我国开始考虑逐步发展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2004年6月，棉花、燃料油、玉米等商品期货先后分别在三家期货交易所相继获准推出，自此，三家期货交易所逐步推出新品种，丰富自身的商品期货品种系列。而在发展金融期货方面，2006年9月，我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成立，并且创新地采取公司制的组织形式，由郑州商品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各注资1亿元参与创设。2007年3月，新的《期货交易管理条例》和《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前者相比1999年9月起施行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增加金融期货、期权的相关表述；后者则确认了公司制期货交易所的法律地位，为我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在创新交易品种和组织形式上的探索提供法律法规依据。2010年4月，我国金融期货交易正式推出的首个品种——沪深300股指期货。

　　2012年9月，通过《关于修改〈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的决定》，新增“符合规定条件的境外机构，可以在期货交易所从事特定品种的期货交易”的规定，为境外投资者参与我国期货市场、我国期货交易所上市品种国际化创造条件。2013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首先实行覆盖夜间时段的连续交易制度，首批选择黄金和白银期货作为试点，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对接国际，增强我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影响，满足实体经济国际化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需要。连续交易制度成功运行，并逐步推广至其他期货品种。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也先后推出连续交易。同年11月，上海期货交易所于我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作为面向市场参与者的国际化市场，在推出以原油期货为首的国际化能源衍生品方面展开积极探索。

　　2014年5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用创新思路拓宽期货市场建设，鼓励期货市场“继续推出大宗资源型产品期货品种，发展商品期权、商品指数、碳排放权等交易工具”、“配合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应资本市场风险管理需要，平稳有序发展金融衍生产品”、“逐步丰富股指期货、股指期权和股票期权品种”[4]。而后，期货交易所上市新品种的速度加快，推出了多种创新业务，对外程度进一步扩大。在品种上市方面，四家期货交易所品种系列进一步完善，覆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扩大——郑州商品交易所鲜苹果、干制红枣、花生仁期货和大连商品交易所纤维板、胶合板、鸡蛋、生猪期货先后上市，农产品期货逐步覆盖至果类、木材、畜牧领域；不锈钢、尿素、苯乙烯等非传统工业品期货品种先后推出；金融期货覆盖权益类和利率类两条产品线；首个商品期货期权品种上市并且逐步覆盖其他期货品种。在业务创新方面，期货交易所通过多项创新业务扩大实体经济参与——2013年12月，大连商品交易所创新性地试点仓单串换制度，有利于买方选择最优交割方式，减少交割成本，吸引中小微企业参与期货市场；2018年5月，上海期货交易所上线月，与工商银行等多家银行合作，推出标准仓单线上质押业务，服务大宗商品行业融资需要；2015年，大连商品交易所在组织期货经营机构试点场外期权的基础上引入保险产品，创新推出“保险+期货”业务，通过农业保险对接农产品期货市场实现农业风险的转移，保障农户稳收增收，助力国家“三农”工作和精准扶贫，2016年起，先后推广至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的多个期货品种。在国际化方面——2018年3月，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原油期货正式上市，在合约设计上首次引入境外投资者。同年，大连商品交易所铁矿石期货、郑州商品交易所精对苯二甲酸（PTA）期货先后引进境外交易者。截至2020年底，已有7个战略性大宗商品期货品种对外。

　　可以看出，我国期货交易所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较早成立的上海、郑州、大连三家商品期货交易所的设立均是出于国家开办期货市场的需要，我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则是在发展金融期货的需求下成立的，随着期货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变化。目前，我国期货市场正面临全球经济艰难复苏、国内全面深化向深层挺进、期货市场进一步推进对外和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要求等多重外部因素的复杂影响，我国期货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四家期货交易所品种体系覆盖领域和范围仍然有限；期货交易所近似于行政机构，决策效率不足；相比于世界交易所集团化、联盟化潮流，我国期货交易所对外合作不足；交易品种对外程度不足；监管体制严格，品种创新效率受到制约。四家期货交易所在改进上述问题上已经做出了上述的有益探索，广州期货交易所作为新设的期货交易所，在其发展路径上需要针对现有的问题发挥特有优势作出不同于国内其他期货交易所的探索，也将面临其他期货交易所未曾面临的特有问题。